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除通过狩猎、盗猎等活动直接杀死野生动物之外，人类活动也可以改变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而对野生动物产生“亚致死效应”。由于人类活动多集中于昼间，野生兽类在人类活动密集的区域，往往会减少在昼间的活动、增加在夜间的活动。这种日活动节律的变化可以增加兽类与人类在时间生态位上的分离，促进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共存，但同样可能对兽类的捕食、反捕食、繁殖等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保护地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基石，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关键作用，但保护地是否能有效缓解人类活动对兽类行为产生的干扰，目前仍有待探究。

2025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研究中心李晟课题组与合作者在保护生物学领域旗舰刊物Conservation Biology上共同发表了题为“Effects of protected areas on human-induced shifts in nocturnal activity in mammal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的研究论文，揭示了自然保护地在缓解人类对兽类行为干扰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团队基于课题组牵头建立的中国西南山地红外相机监测网络，收集了这一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内21个调查地点、1897个位点上共计200,750个相机日的调查数据。以该区域内29个大中型兽类物种为研究对象，课题组汇总了各物种的独立探测，通过动物被拍摄到的时间，评估其活动在昼夜周期中的分布及其在夜间活动的强度。基于核密度估计、混合效应回归模型等方法，该研究重点探究了人类扰动指数对兽类群落夜行性强度的影响在保护地内与保护地外是否存在差异。

图1. 研究区域（a）及调查地点（b）（图1b中，右下角放大展示了红外相机位点在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的分布，其中红色位点表示保护地外，蓝色位点表示保护地内）

研究发现，在保护地之外，随着人类扰动指数的升高，兽类群落的活动时间向夜间显著推迟。除少数物种外，这一变化在基于功能性状划分的绝大部分功能群中普遍存在，其活动的推迟幅度由1.23至2.89小时不等。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人类扰动指数相同时，保护地内兽类群落的夜行性增强幅度显著小于保护地外。在保护地之内，绝大多数功能群的活动时间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夜行性偏移。

图2. 人类干扰指数上升时，各功能群在保护地内及保护地外活动时间的变化（变化值大于0表明活动时间向夜间推迟，小于0则相反；误差棒显示模型预测值的后验标准误）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中国西南山地，人类活动显著增强了兽类群落的夜行性强度，而保护地则有有效地缓解了这种由人类干扰引发的活动节律夜行性偏移。这一发现提示，保护地可以通过减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恐惧，从而缓解人类对野生动物产生的亚致死效应，这可能是保护地发挥其功能的重要机制之一。研究建议，在未来评估保护地成效和管理策略时，除了关注物种多度、丰度等传统指标，也应将日活动节律等动物行为相关的指标纳入监测与评估体系。本项研究不仅揭示了保护地在缓解亚致死效应方面的关键功能，也为全球人类活动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如何更精细、更有效地设计和管护自然保护地，以实现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存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和决策依据。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24届博士生、现国家自然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刘鸣章为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申小莉研究员与李晟为共同通讯作者。美国史密森尼保护生物学中心William J. McShea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研究中心华方圆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官天培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大军博士为论文共同作者。研究获得了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F1301500）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重点项目（U23A2019）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