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化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冬冬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问题星丛”与范式转型——读张桃洲〈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

全文如下：

“问题星丛”与范式转型——读张桃洲《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

张桃洲在新著《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中国新诗的基本问题》（以下简称《新诗的基本问题》）后记中坦陈，这是一本耗时近二十年的书，可见作者推出此书时郑重的态度。正是因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基本问题”的反复体认、对问题图景的深描、对问题解决之可能或不可能的致思，使之成为一本颇具理论价值的新诗研究著作，不仅有益于反思现当代诗歌批评与研究中的问题结构，甚至向我们透露出21世纪以来新诗研究范式转型的可能和限度。

如果说，张桃洲当年的博士论文《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是对中国新诗的“话语研究”，这本书则更进一步，呈现了话语与历史互动而形成的“基本问题”“问题链”或“问题星丛”，同时也是围绕新诗的“理念星丛”。据作者说，《新诗的基本问题》中部分书稿曾被用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可见两本书也可视为姊妹篇，此书的酝酿则从世纪初一直延宕到现在，迟到二十年，而并不过时。我以为，这和作者很早就把握住了“话语”这一新诗研究的关键或转捩点有关，从语言（本体）到话语的转变用去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的光阴，实际上跨越了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这两个年代。作者也注意到，现代主义范式的新诗研究著作大多出版于九十年代后期以后，但其灵感和问题意识恐怕还是源于八十年代。而他动用的话语概念则显然包含并大于语言概念，也暗含了对语言本体论的反思。这是作者能够从“诗性空间”走向“基本问题”的动力。

基本问题是话语与历史角力的场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诗的基本问题》在研究的历史感上似乎要优于《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在前著中作者用心追摹的“问题星丛”与问题结构，最终来源于历史，属于一种现代性视域下的“历史构造”。我们会发现新诗的问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历史结构。作者虽然也表示“基本问题”与“核心命题”同义，但似乎并不主张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作者的谦逊低调（正如书名采用的是“基本问题”而非“核心命题”），而和作者不断变换视角的视角主义的认识态度有关，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反结构的结构、反体系的体系，多元而又开放：涉及翻译、政治、宗教、身体、阐释、诗歌教育等诸多话题。

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和作者对尼采、维特根斯坦以来的现代思想的爱好有关。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股名为“后现代”的思潮影响和渗透中国当代文论甚深，但这一点是如何“收场”或收尾的呢？“后现代”与“现代”本来具有一种辩证关系，可以观察到的是，在诗歌批评与研究中，“后现代”很好地融入了“现代性”的理论视野当中。张桃洲成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氛围中，自然也在“后现代”哲学中浸润甚深，但仍然使之服务于现当代诗歌研究。《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主要受到福柯与巴赫金话语概念的启发，而在《新诗的基本问题》中，作为理论依据与方法论来源的名单进一步扩大，包括进了诸如索绪尔、雅各布森这样的语言学家——正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现代思想，同时也有社会学方法，如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概念。我私下以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对《新诗的基本问题》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后者不同样探究了新诗的一系列“认识装置”的由来吗？

当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思潮充分融入现代性的知识结构，在二十一世纪，新诗研究呈现出一种日趋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如出版了多部以身体、女性为题的新诗研究著作。《新诗的基本问题》提炼的问题链或认识装置也可能被进一步拉长。可以想见的是，未来国内针对一些单一问题的论著会更多，如自我、自然、心理等，它们应该也是“语词中的历史与风景”。

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处于新诗研究可能的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尼采所谓“旧榜已毁，新榜未立”之际，它可以代表那种综合的主题式研究向分析的问题式研究的转变，能够预见到未来的多元化研究局面。但另一方面，日益碎片化、“分崩离析”的研究会拼贴出什么样的总体性或整体性图景，似乎仍是未知。多元化研究态势的形成，固然得益于一种有关现代性的历史结构的破裂，但似乎同时意味着后者的未完成、亟须完成与再度完成。

该书的述学方式也值得注意。在行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诗歌灵感与哲学洞见的结合，也可以说是表现力与判断力的结合。作者让他爱好的诗行和理论片段偶尔交叠，相映生辉，表现出本雅明式的对“引文”的收藏癖。但作者同时也具有智识上的洁癖，这保证了行文的简洁优美，否则可能发生壅塞。

这部诗学论著无疑践行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理想，在文学研究中，三者可以约等于义理、考据、辞章。非要分辨的话，作者可能更为倾向于诗哲融合的理想，并且以诗哲融通的方式勘探并重构历史，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内外平衡”的分寸感。他并非不重视历史，毕竟历史感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而是说，他对历史进行了一种暂时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悬置，从而摆脱了某种先验的历史结构或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影响，仅仅因为历史主义者可能同时也是未来主义者。作者更在意“深层历史”中问题星丛的断裂与连续，仿佛只有如此，才不会被总体性裹挟。在此意义上，张桃洲的确可以代表“70后”学人中的一种典型态度，至少在诗歌研究领域如此。作者的诗学观念自然也受到程光炜、陈超、唐晓渡这一代批评家的启发，但近些年他对九十年代诗歌更多了一种“历史化”的观察和反思，也许因为有了一定的历史距离或时间距离吧。我私心以为，在“70后”学人中，张桃洲最能了解九十年代诗歌的用心，但也是最具有未来性的批评家。